评论:反腐不能只注重结果正义


 发布时间:2020-12-03 17:51:51

江苏查处两起顶风违纪案,一起是公款吃请和收受慰问金,一起是公款出国旅游。南京市一名区委书记兼南京化工园党工委书记,率区里“四套班子”考察调研南京化工园,接受化工园管委会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这就是地方长官带着左膀右臂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巡游,吃吃喝喝,发发小红包。公款吃喝,用“饭总是要吃的”给理由;公款小贿赂,称为“辛苦费”、“车马费”。放在过去,这种事是没有人在意,没有人觉得不妥。现在,这种事抓到了就一定要给说法,算是让官员知道个对错。报道说,区委书记身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被免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两位纪委官员不履行监督责任,反而参与其间,党内警告并调离岗位。处理的理由说明白,算是让官员知道自己的身份,该有怎样的本分。公款出国旅游的,是一个国企的总经理,大概还有级别,当然不是说“我要公款出国旅游”,而是用了“商务谈判”的名义,结果受了党内警告。我想,出国旅游的钱应该也退还了。区委书记违纪案中还有多位官员未受处理,公款吃请应该变成AA制,把钱补回来,小红包应该交出来,还至少应该有“诫勉谈话”。公款旅游在过去也不是新鲜事。规定某级官员“一年出国不得超过两次”,实施起来就是“一年应该安排出国两次”。

名目无非“商务谈判”、“出国考察”、“招商洽谈”。这两起违纪案件,说的是“顶风”,主观来说,我想当事者还不至于有“我们就是要反着来”的动机。他们的违纪,实际上还是过去搞惯了,恶习难改,总是心有不甘,于是心存侥幸。说这些人没有“顶风”的动机,而是恶习难改,并不表示其危害不大,相反是说有所成效的“作风”整顿回头是何其容易,清明的政风形成是何其之难。违纪行为已是如此,还有非违纪行为的恶习呢,触动是更难的。违纪的恶习还可能有硬管束,对不违纪的恶习,除非让普通人来话事,否则,就连硬管束都难有。举例来说,南京这位区委书记,带着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到化工区“调研”,这是多大的阵仗,听个不知真假的汇报,捎带看几个布置体面的点位,吃饭、喝酒、拿红包、回家,能“调研”个什么名堂?这个调研活动就算不吃喝拿红包,难道是正经做事?官场的老习惯,经常是从头就坏掉了的。(刘洪波)。

昨日,省检察院反贪局、反渎局公布了检察机关近期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大要案,共有6名县处级官员被立案调查。其中,除安庆石化总经理助理为正处级官员外,其余5人均为副处级官员。据了解,这六起大要案分别是:一、全椒县原副县长仇培(副处级),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二、蚌埠市经贸委原副主任谷皖平(副处级),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三、淮南矿业集团潘一东矿原副矿长储璐(副处级),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四、安庆石化原总经理助理兼机动部部长王伯亮(正处级),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五、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原镇长、党委副书记刘继水(副处级),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六、枞阳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余觉先(副处级),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安徽商报 李进)。

近两年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实名举报官员案例至少已有29起,“官员实名举报官员”是其中一部分,举报者有的达到目的,有的吃了官司,有的丢了性命。官员举报官员,无疑是反腐的“利器”。与普通民众相比,官员作为内部知情人士,他们在举报时可以提供更内幕的消息,更确定的信息,他们举报的力度和威力显然更大,更值得期待。而且,作为体制内的人士,官员更知道举报的制度途径和方法,他们举报的成功率会更高,行为会更守法。当然,官员举报官员也需要更多勇气,因为这种举报意味着看得见的风险与看不见的风险。看得见的风险主要是打击报复;看不见的风险主要是官场舆论。因此,为了让官员举报官员少些后顾之忧,应该给这些举报者双重保护。首先,是制度的保护。有纪委的官员在举报当地领导时,选择向媒体求助。这种公开举报,可以看成是借助舆论的力量来促使事件得到尽快处理,但同时也应该看成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及对制度的不完全信任。本来,作为纪委人员对如何举报、如何自我保护应该了然于胸,但是出于对制度的不完全信任,对权力的心有忌惮,还是首先选择了网上实名举报。这当然不是一种随意之举,一些官员举报官员后被打击报复,甚至被罗织罪名入罪的情形都有发生过。

因此,必须完善制度,以制度让这些举报官员的官员,无所畏惧。事实上,关于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并不少,这些制度当然也适用于举报的官员。《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等都明文禁止打击报复举报人,并指出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因为制度执行的不利,以及救济的迟缓,导致了一些举报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必须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让举报的处理不能成为暗箱操作,同时,要给予举报者更及时、更有效的救济,让他们在面临打击报复时,有制度和组织可以依靠、撑腰。其次,是舆论的保护。对于官员举报官员,存在两个舆论场。一是公众领域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里,官员举报官员被视为一种英雄的行为,必然将受到舆论的称赞和褒奖。但同时,舆论也应该给这些举报的官员更多支持和保护——以舆论监督的方式,督促事件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以保护举报官员防止其受到打击报复。这是可以通过信息传播与观点传播做到的。在一个官本位思维浓厚的社会,舆论必须毫不吝啬地对举报的官员予以支持。因为,官员举报捍卫的是公共利益。而在另一个舆论场中,官员举报官员就未必得到呼应。

这个舆论场就是官场,在等级分明、强调服从的官场,举报尤其是以下对上的举报,通常会被认为是坐下犯上、不知分寸或者别有用心、权力斗争。即便官员举报官员最终成功,对于这样的官员,人们也会觉得难堪大用。因此,必须打破这种舆论的定势,对举报官员者予以提拔或宣传,防止举报之后引起官场逆淘汰。只有改变官场的舆论环境,官员举报官员才能还原为公民举报。官员举报官员无疑值得鼓励和期待,但光期待还不够,对于下定决心举报官员尤其是上司的官员,他们已经为举报放弃了很多,制度必须给他们以足够的保护,舆论也必须给他们充分的支持。只有从人身安全和社会接受度两个方面,保护好举报的官员,官员举报官员的风险才能降低,人们也才不会把这种举报看成是官场的争斗,而非公民的举报。(江苏教师 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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