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曝西藏墨脱野生动物遭猎杀 林业公安介入调查


 发布时间:2021-04-09 02:14:56

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规范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要想真正解决腐败分子转移海外资产的追缴问题,必须以国家为诉讼主体,以国家的名义提起诉讼,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国家诉讼程序,捍卫国家的财产权利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一些高官中箭落马,他们在海外的资产大白于天下。部分学者认为,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追缴这些财产,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作出了专门规定,追缴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上述建议并不可行。事实上,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建立专门的赃款赃物诉讼机制,确保犯罪分子转移到海外的国家资产不受损失。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充分吸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在制度设计上出现了不应有的缺陷。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非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这一规定旨在解决我国境内犯罪所涉及的违法所得处分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诉讼机制完全不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死亡或者长期逃匿,以致案件始终无法进入审判程序。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非法所得可能会被挥霍一空。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法才规定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案件涉及的非法所得处分程序作出规定。这项规定与腐败案件中海外资产诉讼规定完全不同。海外资产追讨诉讼通常是在犯罪分子被定罪量刑之后启动,其目的就是要把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追缴回来。诉讼的主体是中国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机构,协助的对象是海外资产拥有者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此类诉讼是跨国诉讼,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诉讼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性质完全不同。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可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出跨国诉讼,即使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向其他国家提出请求,其他国家也不会履行协助义务。只有建立专门的跨国诉讼规则,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引导下,进一步明确跨国追讨程序,才能将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追回来。简单地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是为了解决国内刑事诉讼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收缴问题,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程序则是为了解决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追回问题。

二者的性质不同,因而不能适用同一个法律规定。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一方面要提供生效的法律判决,另一方面还要提供海外资产证明。提起诉讼的时候不仅要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科学规范诉讼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确保此类诉讼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时候,往往忽视违法所得的处分程序,结果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规范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要想真正解决腐败分子转移海外资产的追缴问题,必须以国家为诉讼主体,以国家的名义提起诉讼,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国家诉讼程序,捍卫国家的财产权利。(乔新生)。

民进四川省委今天提案建议,增设单位违规套取、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罪。提案指出,以单位的形式违规套取、挪用和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的现象突出。但是在涉及违规套取、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类犯罪方面,多见有关单位涉案,却少有单位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究其原因在于刑事立法的无法可依、司法解释的相互冲突以及学术观点的彼此对立。提案进一步解释说,在自然人违规套取、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的惩戒方面,刑法虽未规定专门的罪名,但既有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以及贪污罪等罪名均可涵盖之;而在单位违规套取、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的惩戒方面,现行刑法所规定的140余个单位犯罪中,仅有违规运用资金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可供适用,且两罪的适用空间极为有限。

民进四川省委建议,明确规定单位违规套取、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罪,可有效规范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等行为。(记者周斌)。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周明(化名)受贿、介绍贿赂一案。周明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奔忙”的行为,被指控职务犯罪。45岁的周明初中文化,无业。曾因盗窃罪、诈骗罪先后被判刑5次,可谓前科累累。2012年2、3月份,周明受段旭(化名)之托,向曾任嘉兴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嘉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时任嘉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调研员的施永祥提出请托,利用施永祥担任国家机关领导职务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段旭在刑事责任追究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事后,段旭通过被告人周明送给施永祥现金20000元,施永祥予以收受。2012年4月至12月,被告人周明受新丰民警王佳隽(另案处理)之托,再次向时任嘉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调研员的施永祥提出请托,为嘉兴某电镀有限公司四车间承包人吴天(化名)、沈云(化名)在国税行政处罚和公安刑事侦查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施永祥共同收受吴天、沈云所送的现金500000元,被告人周明个人实得435000元。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明伙同他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贿赂500000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又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20000元,应当以介绍贿赂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在庭审上,周明一直在为自己辩护,他称王佳隽并没有给他钱,对施永祥的笔录也是质疑的。整个庭审过程,周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在为他做无罪辩护。他认为,共同受贿根据法律规定能够构成共同受贿是要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构成共同受贿主体,即使不是特殊关系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有规定,要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产生影响一定的工作联系,与国家公务人员通谋。该案未当庭宣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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