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题材电影"青春雷锋"南京上映首日"零票房"


 发布时间:2020-11-23 01:06:36

在南京雨花台区南京南站二楼送客平台,一名男子从平台坠落,落差10余米,其同伴当时也在平台,发现后未能及时拉住,眼睁睁看着他坠落。男子坠落地面后头部出血受伤,动弹不得。热心市民报警后110、120迅速到场,将受伤男子送医院救治。同伴自称叫李欧,伤者叫张磊,目前两人都在德云社工作,坠落原因警方正在调查中。交汇点记者 卢斌 另据现代快报及@直播南京今晨最新消息 早晨5 点多,记者赶到明基医院,受伤男子正在做CT检查。同伴看起来比较焦虑,表示不清楚情况。经记者比对李欧、张磊及德云社相关微博,基本确认该同伴就是李欧。而且从微博上可以看到,两人多次合作演出,其中张磊在微博上还上传了和李欧合作的吉他版《探清水河》,获得3000多粉丝的评论。据了解,张磊在德云社的艺名是张云雷,1992年出生,属于德云社四公子成员,另外三人是宁云祥、孟鹤堂、张鹤伦。张云雷和郭德纲渊源颇深,7岁时,在老家天津就和郭德纲结识,9岁就来到北京正式学习曲艺,11岁拜郭德纲为师。2005年后因为嗓子发育(行内俗称倒仓)离开德云社,2011年回归。目前南京德云社已经成立三年,8月20日举行了三周年演出活动,张云雷参加了此次演出,从表演视频看,当时状态非常不错。

而且据称,张云雷唱功了得,一副天生好嗓子。

昨天,南京台新闻综合频道举行本月29号播出的《好大一个家》的开播发布会,着实让南京的电视剧迷兴奋了一把:该剧的导演兼主演陈佩斯和制片人郑恺南来了。或许是被南京观众的热情点燃了,陈佩斯昨天打开了话匣子。培训喜剧演员: 与行内的灰色规则作斗争,自比野生动物 这些年陈佩斯都干什么去了?再次见到他标志性的光头,记者的第一个疑问就冒了出来。“我成立了大道喜剧院。”陈佩斯特别强调,这家民营机构不是和朱时茂一起做的,“他一直想拍电影,我喜欢做舞台喜剧。”说起做剧院的过程,陈佩斯显得很自豪。“放眼全国的演出市场,有哪些演出敢说我不要政府买票或者投入,全靠票房收入能存活的?但我们是一张一张票自己卖出去的。”陈佩斯把目前的演出环境称为“不正当竞争”,“我常说我就像野生动物,或者是沙漠里的胡杨树。不过我终归活了下来。” 否认开山种石榴: 我没有那么凄惨落魄 除了开设大道喜剧院外,两年前一则有关陈佩斯开山种石榴的传闻也把他再次拉回了公众的视线。文章中称陈佩斯和妻子包了山头,靠种植绿色石榴为生,两年赚了30万等等。

昨天陈佩斯否认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这是网络写手根据我个人在山上、树下的一些照片杜撰的,完全不是事实。我没有那么凄惨落魄”。陈佩斯说,前两年北京确实搞过承包山头的活动,并希望名人带头,他“头脑一热”就包了一个。“一开始准备植树造林,后来发现不对劲,种得越多对生态环境的毁坏越大。”陈佩斯解释个中原因,他们在挖坑栽树的过程中,发现每挖一个坑就出现一个树根,越挖越多,后来他就不敢挖了。儿子也在大道喜剧院 我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明星来捧 南京的观众也很好奇陈佩斯的孩子有没有走上喜剧表演的道路。记者了解到,陈佩斯有子名为陈大愚。18岁时,陈大愚赴美攻读生物学,毕业后,他却没有从事相关行业,而是回到国内,在父亲的大道喜剧院里做起了喜剧。陈大愚目前已经在剧场表演了。那儿子有没有继承父亲和爷爷的喜剧天赋呢?记者问。没想到陈佩斯却说:“比起那些真有天分的人,我们爷仨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天分。”我和我父亲都是运气好。我总想着转行。”陈佩斯说当年因为春晚排练太苦,他其实逃跑了三次,都被朱时茂给说服教育回去了。“我太了解我我儿子了,他和我一样,不是有天赋的演员。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明星一样推,我就是要磨他,炼他。”(记者 孔芳芳)。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走过了六年,南京独立影展依旧像杯温吞水,它偏执的独立性和圈子化正在越来越受到业界的诟病 /本刊记者/孙冉 没有红地毯,没有女明星,没有香槟美酒、镁光灯。南京独立影展保持着这种爱看不看、孤芳自赏的调调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就连策展人曹恺在影展开幕式上都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尴尬处境。曹是南京当地的实验艺术家,6年前他被众人推选,接过这个挑子,但6年过去了,这个影展依旧像杯温吞水,摸起来是热的,喝在嘴里却是冰的。影展为期5天,虽然声名在外,但在国内,却鲜有媒体报道。关于影展的海报出没在二楼咖啡馆、二楼书店、美术馆,以及爱好者们的口口相传中。放片会分散在五个不搭界的地方,比如大学教学楼、美术馆,或者郊区的一所大房子,观众需要按图索骥去寻宝。要试图掺和南京独立影展的放片会也并非易事。排片表只负责写明在南京大学文科楼放映。到了地方,楼面冷清,不像是一点搞影展的样子,即使是南大的文科生也很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直到发现楼前的草丛旁有个小黑板支着影展的海报,才知道放映点在8层,很显然这张海报不希望你轻易地发现。

8层,办公室区域的最深处,大门紧闭贴着影展的海报,推门进去,一片漆黑中有人朝你招手,这才终于找到了组织。6年来,南京独立影展吸引了两万人次的观影。影展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张献民说,这个规模已经算得上国内最大规模的民间活动。电影“手抄本”的传播 南京独立影展之于籍籍无名的导演属于一种精神鼓励。参展的导演谁都没把它当做红地毯来走。导演赵晔,2007年第一部电影《马乌甲》在南京独立影展获得了最高奖,这是他从影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随后他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和釜山电影节崭露头角。2009年他的第二部电影《扎赉诺尔》在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中夺得最佳导演奖。在他看来,小成本的中国独立电影如果在电影节上取得不了好结果,就很难再混了。电影节带给他的影响,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并不明显。对他来说:上海电影节的帮助更直接一些,因为他马上就获得了15万的奖金和2万美金的后期资金;此外上海电影节的高曝光率也对电影的宣传有益,他之后将片子卖给央视电影频道也顺利许多。而去年,南京独立影展虽然也给了他1万元的奖金,但在他看来,这更像是精神鼓励,口碑的意义更重。

不过之前一年他的处女作在南京获奖后,让他认识了现在的制作人,结束了自己四处筹钱拍片的日子,第二部作品得以问世。纪录片研究学者吕新雨这么评价南京独立影展:有着浓厚的草根印记,它好似出自手工作坊——粗糙但让人欣喜。而纪录片导演周浩,常年往来于世界各大纪录片节,他认为,南京独立影展虽然不能像其他欧洲影展带给获奖导演很大的名气,但也会聚集一批这些大电影节的选片人。许多选片人把这个影展作为了解中国独立影像的窗口,中国独立电影导演可以从中找到机会。对于处处受限的独立电影来说,这样公开的交流实属难得。南京独立影展2003年刚开始时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放映活动。仅一两个放映点,不到20部电影参与。当时也没想要一直做下去,搞当代艺术的南京艺术家曹恺后来被朋友们集体推举,接过了接力棒。独立影展另一个始作俑者是一直倡导独立影像运动的张献民。他在自己《看不见的影像》中就曾表示过对独立影像的担忧。因为独立电影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这完全正常,因为“正常的渠道”是看不见这些作品的,几乎要靠“手抄本”的方式去传播。

张献民说,办独立影展其实就为了让独立影像正常化,不要总让人们觉得独立电影都是些垃圾。类比摇滚,多年的摇滚音乐节办下来,社会主流对摇滚的态度就逐渐正常化了。国内目前民间影像展做得比较有规模只有3个:南京独立影展、宋庄艺术节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为民间的性质,它们与官方影像展的处境截然不同。办展的资金及社会资源,都要靠个人渠道去拓展。而且还要尽量保持低调,“云之南”就曾因为过于高调,举办第三届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限制。面对处处遭遇掣肘的局面,独立电影也想走出一条类似当代艺术的成熟之路。但无奈的是,独立电影在当下面对的困境显然更多。在当代艺术领域有着很好的双轨制。一方面它有来自文联美协体系的全国美展,为它的最高展会的官方模式:同时也有以独立参展人、独立机构为主导的双或三年展的模式。而近年来,这种双年展的模式也逐渐被官方接纳。但放到独立电影的纬度里,就没这么简单了。电影审查制度犹如一道鸿沟,挡在观众与受众之间,让独立电影一切形式的展示都变得要么是偷偷摸摸,要么就是先审查再通过。

独立影展当初之所以把地点选在南京,也有此考虑。张献民说,南京更像一个中间地带,人有惰性,而且反应没那么快;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也一直处在“暧昧”的状态。目前独立影展定位于艺术展,走到第6年,似乎有了一些向主流靠拢的征兆。据说当晚,首次有了地方文化局的领导到场。今年的开幕影片是独立电影导演赵晔的《扎赉诺尔》,之所以这么安排,据赵晔说,因为这部片子通过了电影审查,而且电影内容是讲师徒间的感情,比较温和。独立是什么? 虽然《扎赉诺尔》作为开幕影片,但它是审查通过的影片,所以失去了进入竞赛单元的资格。通过审查就失去竞赛资格,是南京独立影展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共有70部影片参展,通过审查的仅有两部。曹恺说,这还是有进步的,前三届连一部都没有。那怎么来形容剩下这些片子呢?组委会给出的定语是:到电影院花钱也看不到的电影;反映人困境的电影;大制作、公开放映体系之外的电影;小成本的电影;在官方的、主流的、商业的、甚至海外的电影节种种影响诱惑之下创作者能够坐怀不乱,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表达的电影;观众常常要坐硬板凳、评委常常吃盒饭的电影;记者们拿不到车马费红包的电影。

“独立精神”是组委会一直强调的东西,但到底什么是“独立”,每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按照张献民的公式是,独立就等于不审查。对电影审查制度他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招致了众多朋友的反对。而张献民却认为,这正是一种经典的状态——相互漠视。从漠视中彰显独立精神。这其实在当代艺术界早有先例,90年代中期,一些当代艺术家就已经开始拒绝参加各地美协举办的学术展览了。而曹恺认为,独立正是南京影展区别与其他民间电影活动的地方。他们一直不愿放弃这个定语。他们把“独立精神”,也就是从剧本和影片是否为了通过审查而修改,资金是否有官方性质的投放,作为判断和甄别作者、作品的一个参考。而纪录片导演周浩看来,独立更应是一种更加形而上的概念。仅从资金上来界定有些狭隘,因为拍片子要从各种渠道去寻找资金,很难说有没有官方性质。独立应该体现在没有倾向性,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地自觉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而南京独立影展自身的发展也一直走独立路线。一般电影节要不是政府支持,就是基金会支持,或者多渠道资金来源。

而南京独立影展一直以来只依靠单一的资金支撑。每年南京一家画廊——南画廊的老板葛亚平为影展作保底赞助支持。在“圈子”中的自由 张献民常说,观看和从事独立电影的人群在中国占到1%以下,属于极端少数人群。而即使在金融危机之际,独立影展依然得以保留,靠得或许也是一种源于人们内心,一种独立于商业以外的精神。独立影展的标志是一个紧握的拳头,曹恺说这可以看作一种宣誓。起于草莽,这些年南京独立影展多是靠曹恺和张献民的人际资源去拓展。比如通过相熟的朋友在当地报纸上发文章宣传,想在大学放映又没法和学校领导谈,找到朋友来搞定等等。久而久之,独立影展里聚集了一批电影圈里的南京人士。除了两位元老是南京籍,担任过评审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影评人卫西谛、媒体人沈晓平等都是南京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影展有很深的圈子化色彩,而做了6年下来,每个参与的人都被训练得百折不挠,这被称为一种“南京精神”。影展的核心人员屈指可数,大部分工作都是由热心的人们临时聚集起来完成的。他们也听到种种对于影展的抱怨:场地不集中、放映条件简陋、各场地间没有免费穿梭交通,志愿者没有夜宵,媒体记者无人理睬等等,组委会的人对此寒酸的评价并不介意,对他们来说,寒酸也是种特立独行的本质特征。

最开始办影展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从当年的独立影像作品中,挑选出来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展映。因为是有意识地挑选,所以最初三届的入选片子都比较精英,基本上展映的以第六代导演的片子为主。而从第四届开始,片子开始通过海选的方式进入到评委会,片子的来源广了。本届参选者的年龄跨度,最大的有60多岁的,最小的14岁。而且每次选片和终审的评委名单,也被组委会精心挑选。第五届影展终审委员会成员,既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台湾电影演员李康生,也有音乐人田原,电影导演王小帅以及艺术批评家朱其。而第六届在选片成员里,还请来与电影毫不关系的诗人黄梵,连他自己都纳闷,不知道曹恺看上了他哪一点。曹的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保障入选影片的多样性。而放大参展影片的多样性,并不代表要给予其有意见的引领。曹恺对于所谓指导的说法完全不赞同,他说一起办展的人都比较自由,所以对待影片的态度也是如此。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中国独立电影的历史太短了,如果从导演张元算起,也就20年。谈不上去改变它,我们现在做的更多像是在搜集和建立影像资料。

也许若干年后,回顾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我们算是其中一个增加历史丰富性的偶然动因。”曹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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