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院受理光大证券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


 发布时间:2020-10-18 05:00:29

随着万福生科事件持续发酵、证券公司在IPO在审企业财务报告专项检查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券商投行业务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10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为消除在过去几年“大干快上”所遗留的安全隐患,公司已对投行业务发展方向进行“颠覆式”改革,力求从“通道制投行”向“交易型投行”转变,并由此引发大规模投行人员流失,损失以十亿元计。在阵痛之后,公司投行业务从内涵和形式上已全面更新。粗放经营导致事故频发 一些企业在上市后不久即业绩变脸,部分券商投行饱受质疑。业内人士认为,创业板推出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使各家券商投入重点资源“跑马圈地”。由于发行“三高”带来的超募佣金收益,更使业绩至上、利益至上成为不少券商投行业务部门首要甚至唯一目标。为激励各业务团队进行业务拓展的“狼性”,一些以中小项目为特点的券商,主要实行项目直接提成制度,个人收益直接与项目佣金收入挂钩,按单结算、迅速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平安证券出现“大跃进式”发展。在短短几年内,平安证券从一家中型券商一跃成为IPO业务“领头羊”。团队人数从2004年的49人增加到高峰期的350人,保荐代表人从最初的7人增加到85人,发行家数连续两年居于行业第一。

随着人均产能指标攀升到行业最高水平,忽视质量的粗放特征开始凸显。不少质量偏低的项目“慕名”而来。快速发展的业务与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质量管理不到位之间的矛盾及过于注重项目数量和经济收益的扭曲业绩指标,为平安证券投行业务埋下较大风险隐患。承受巨额损失力促转型 一方面是券商投行业务“大干快上”引发的各类弊端与隐患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是传统的通道投行模式已逐步接近“天花板”。如何找到一条持续健康且更符合行业和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的新路,开始成为业内关注的新问题。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平安证券投行业务率先启动一场颠覆性的业务转型和风控模式变革,逐步确立从“通道制投行”向“交易型投行”转型,围绕此方向推动一场包括业务模式、客户模型、盈利模型、薪酬激励与考核、内控和质量管理及问责机制优化在内的一整套投行业务模式改革与转型。前述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所谓交易型投行,是从原来的以项目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运作转变,从生产线向产业链转变,从单一赚取通道收益向纵向挖掘客户长期持续价值及横向扩展多元化价值增值转变。这种模式下,由于更看重的是引进的基础资产质量和持续成长性,看重的是单一客户对整个产业链价值贡献度,从而必然对项目质量与风险的把控和判断提出更高要求。

平安证券开始对投行业务各项考核激励制度大动手术,对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全面优化。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触及根源和本质的模式转变,直接导致平安证券投行人员出走。数据显示,平安证券包括分管投行的前平安证券总经理、保荐业务负责人、内核负责人、保荐部门负责人在内的核心管理团队全部离职,60多名执行副总以上的管理干部中有45人离职,占比近70%。业务人员规模一度下降到120人,保荐代表人一度只剩下不到20人。人员变动幅度之大可谓绝无仅有,伴随而来的是平安证券拟申报的储备客户发生大范围流失,加之主动放弃的项目,流失和清理客户超过150多家,公司付出以十亿元计的巨大代价。在全新的投行理念、模式和价值导向吸引下,平安证券投行部门用约一年时间成功完成团队重建,投行业务各项指标开始逐步平稳恢复,表现出良好而健康的发展势头。前述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安证券投行业务在项目选择标准方面已彻底改变过去重数量、轻质量管理导向,大大加强预立项、立项环节审核,从源头上把控项目质量和风险。承揽模式方面不再局限于过往零散化的、被动接收模式,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5个重点行业(TMT、装备制造、医药生物、化工新材料和大消费)和十几个重点区域,主动寻找潜在优质客户,项目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杜雅文。

备受期待的股指期权和个股期权等衍生品正在酝酿推出。申银万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近日在2014年量化投资(厦门)论坛上表示,随着场内期权、新期货品种、可交换债、多空分级等衍生品未来的陆续推出,我国金融衍生品将迎来春天。不过目前衍生品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王爱宾在申银万国2014年量化投资(厦门)论坛上提出,目前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仍存在两大层面的问题,一是行业自律管理不够完善;二是业务开展中存在不足,包括专业交易对手方参与程度不足、卖空建仓相关交易难以开展等。在行业自律管理方面,“我们对交易主体资格要求过严。

”王爱宾表示,《证券公司金融衍生品柜台交易业务规范》第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交易对手方应只限于各类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不能直接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高净值个人客户也不能直接参与。此外存在的问题,是风控指标计提标准缺乏合理性、信息披露事项不够明确。相关指标计算未充分考虑场外衍生品业务的风险对冲特点,不能实现风险敞口抵消。部分指标规定过于严格,如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100%等强制性风险监管指标规定。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则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交易对手多为非专业机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交易目的多为杠杆融资,风险管理需求较少,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尚未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

二是对冲交易缺乏认定机制,场外衍生品的对冲交易账户,目前只能使用投机交易编码,受到交易所每日开仓限额与持仓上限的限制。三是卖空建仓相关交易难以开展。证券公司自营账户不能开立交易所信用账户进行融券卖空操作,不能实现股票非交易过户。融资融券业务规则中存在“融券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于证券最近成交价”的限制,造成卖空指令的成交率低。四是场内市场缺少非线性产品,券商间对冲市场尚未形成。五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不足,公司对交易对手履约保障能力的测评较为粗犷,且无法掌握交易对手在其他公司的违约事项,不能实现信用风险集中管理。

六是信息技术系统建设发展滞后,证券公司前台交易、中台风控、后台财务与结算等部分,电子信息化程度不够,存在操作风险隐患,不利于对业务风险的管理和监控。(杨庆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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